1961年初春的一个夜晚，北京的风里还带着凉意。中南海西楼灯火通明，毛泽东在批阅文件时，忽然想起两年前庐山上的一份承诺，于是放下笔，取出一张汇款单。
1000元稿费，很普通的数字，却足以让远在上海休养的贺子珍安心。钱还没寄出，身旁的卫士低声提醒：“主席，夜深了。”毛泽东抬头笑了笑，1961年的夜色与1959年的庐山在脑海里重叠。
倒带到1959年7月22日，庐山会议尚未正式召开，南昌到九江的专列夜里抵达牯岭站。列车刚停稳，曾志把贺子珍的身体状况和情绪一并写成条子交给，条子很短，却掷地有声。
汪东兴没有迟疑，他明白主席对昔日战友、旧日夫妻那份维护。第二天清晨，山路蜿蜒，吉普车沿着云雾攀升，美庐别墅的门被轻轻推开，贺子珍走了进去。二十二年未见，她甚至不知道该先说什么。
屋里挂着一幅年画，油灯跳动。毛泽东放下手中的《史记》，起身迎向门口。贺子珍泪水夺眶而出，只是低头抽泣。短暂沉默后，毛泽东让身旁的值班警卫退到走廊，他取了张椅子，叮嘱：“坐下再说。”
气氛逐渐缓和，贺子珍先汇报了身体。她此时以中央办公厅副省级医疗待遇在上海休养，生活有专人照顾。毛泽东听后，连声点头，“那就好。”短短四个字，既是感谢组织，也是放下心头石头。
谈话转向往昔。红军时期险象环生，东固、瑞金、延安的影像一幕幕闪现。贺子珍仍警觉地提到王明，她认为教条主义阴影仍未散去。毛泽东用手背敲了敲桌面，没有直接反驳，只是提示对方先保重。
夜深，屋外虫鸣骤起。为了不让伤感蔓延，两人约定翌日再叙。下楼时，贺子珍反复默念“明天见”，陪同的护士水静担心她失眠。果不其然，一夜灯亮到天明。
然而清晨的山风带来新的消息。江青准备上山，保卫部门不得不临时调整行程。会议日程紧凑，贺子珍被请下山。她没有闹情绪，只把笔记本合上，嘴里念着再见二字，随即登车。
从庐山到上海的车程颠簸近一天。那条山路后来成了她心里的牵挂，三年内，她又以游客身份回到庐山三次，在含鄱口远眺美庐，仿佛还能看到书房窗前的一抹灯光。
与此同时，国内经济陷入困难。毛泽东得知财政吃紧，怕优抚经费减缩，才有了那张千元汇款单。他明白医疗补助固然照顾到人，却难消乡愁。钱不多，但能买书、买菜、买些南方家常味道。
李敏每逢寒暑假往返沪京，成了两人间唯一稳定的信使。她带着青菜、茶叶、还有一把细柄挖耳勺。毛泽东接过小物件时笑称：“只有你妈妈知道我是油耳朵。”一句玩笑，折射夫妻二人对彼此习惯的熟悉。
1964年后，政治氛围急转。公开的通信被暂停，旧友来访也需审批，曾经互通的邮包戛然而止。贺子珍把最后一次汇来的西湖龙井封存，在日记里写下八个字——“庐山一别，雾锁云封”。
历史文件显示，1978年，中央再次核定贺子珍的医疗及生活标准，依旧是副省级。她始终没有主动提出更高要求，只保留了一张1959年7月的庐山合影，照片边角已经泛黄。
至此回看，那句“那就好”并非普通寒暄。它意味着一位国家领袖对战火中并肩作战的同志、对曾经生死相依的妻子的责任与放心，也记录了一个时代里最难诉说的温度。
庐山云海仍在翻涌，美庐的木棂窗上刻下斑驳岁痕，山道旁的老松巍然挺立。历史的脚步不止，却让那场重逢定格为闪光的瞬间，在人们心底悄悄回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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